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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7-21

百年回首:杜威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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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4月30日,美国教育家杜威自日本抵达上海,1921年7月11日回国。杜威回国之际,胡适撰文总结:“杜威先生于民国八年五月一日——‘五四’的前三天——到上海,在中国共住了两年零两月。中国地方他到过并且讲演过的,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种长期讲演录已经过第十版了,其余各种小讲演录——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学术讲演会的——几乎数也数不清楚了。”

  杜威来到中国时恰值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五四运动爆发之际。中国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各种新思潮、新文化风起云涌。访华期间,杜威在11省做了200多场演讲。杜威所到之处,听众动辄上千。集结成《杜威五大讲演》一书,仅在杜威离华前就重版十次,每版印数达一万册。

  杜威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和产生的轰动效应可想而知。胡适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杜威的Pragmatism术语,一般都以“实用主义”相引用,实际上它在“五四”时期有多种汉译名,意义相近但不完全相同,也因此丰富了它的内涵。

  英文Pragmatism源出希腊文πρανμα,意为行为、行动。因而,实用主义是对此前以抽象思辨为主的传统哲学的改造。刘放桐认为,从思辨形而上学向实践转变,是西方哲学的大趋势,杜威正是这样一位对西方哲学进行“哥白尼式革命”的哲学家。

  张华认为,杜威对中国的主要贡献是践行启蒙理念、促进教育民主的发展。杜威认为,中国的启蒙之路是“通过一场建立在观念变革基础上的社会变革而得到改变”,启蒙的最好途径就是自由而进步的教育。杜威在中国的全部演讲共有78个题目,统合这些题目的是三个相互联系的主题,即现代科学、民主与教育。杜威始终将这三个主题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现实与未来联系起来,将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对如何在中国实现教育民主这一课题做了最早与最系统的探索。

  1840年之后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危亡局势,面对启蒙与救亡的两大主题,保守主义主张保持传统文化与社会的基本形态,缓慢变化;激进主义主张通过社会革命完成救亡大业;自由主义则主张走向启蒙理性。

  杜威在“社会与政治哲学”演讲中反复强调的观点是:反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两极,主张走“第三道路”。杜威认为“人类的生活,不是完全推翻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完全保守就可以解决的。”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环境中,去寻找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法。这便是“第三者的哲学”,即“依赖当前经验而非假定或概括。它强调实验,强调对个别事件的研究,强调运用知识和智慧促进社会改革。”

  杜威谴责“好古倾向”,即那种将知识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可通过记忆、复述和考试加以传递的倾向。他在1921年写道:“中国欲适应世界潮流,必须创造一种新精神。”胡适在总结杜威哲学的本质时说过“实验是真理的惟一试金石,这几乎是“实践是经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先声。

  杜威访华期间,他的第一个与最后一个演讲都是关于教育。胡适说:“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讲演也要算教育的讲演为最多。”

  当时,正是杜威倡导和推动的世界性教育改革运动“进步主义教育”风靡全球的时期。杜威强调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强调学校应当为民主社会培养新人。他以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颠覆了19世纪在赫尔巴特教育学影响下形成的学科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教育模式。

  杜威提出“儿童为中心”的理论,建立起学校与社会、学习与经验之间的密切联系,主张根据青少年生长的实际需要组织教学。杜威说教育中这种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由此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和重组,以及学校即社会,在做中学等重要的教育命题。重视让学生在活动和游戏中、自己去获得经验。强调学生的个人自由和完善的发展,注重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认为学校生活、组织管理形式和课程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反对学校在精神上对学生的压抑。

  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深刻改变了西方教育的面貌, 使之由传统进入现代, 对 20 年代苏联的教育改革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新教育经赫尔巴特教育学的发蒙之后,直接与杜威主义遭遇。杜威可以说在第一时间将这场世界范围的教育革新带到了中国,使之成为五四新文化、新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杜威的教育学说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实践。由于杜威的思想更契合中国实际,加之胡适与陶行知的本土化的传译,使杜威建构的以“平民主义”、“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重要主张为核心要素的教育哲学赢得中国学人的普遍欢迎。

  储朝晖认为,杜威教育理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教育与生活脱离,学校与社会脱离,教育与儿童的脱离,理论与实践脱离。这依然是当下中国教育中的主要问题。杜威主张儿童中心,注重生活在教育中的作用。他呼吁在学校中进行一次“以学生为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强烈反对填鸭式灌输知识的学校教育,与那种类似马戏团训练动物的传统教育方式战斗,鼓励发展学生的“思考技巧”和独立性。要追求生长和成长,强调发展儿童的个性。

  众多的留美学生、尤其是杜威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对传播和扩大杜威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就是杜威教育理论最有力的鼓吹者。他积极参与发起邀请杜威来华的活动,系统介绍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并在北京大学开设“杜威著作选读课”。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直接脱胎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根据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将它“翻了半个斤头”,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也是对杜威思想的吸收和转化。以实验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的各种教育实验活动,如设计教育法和道尔顿制在全国各地小学风行一时。

  ▲1920年6月16日,杜威受邀到徐州讲学,随杜威博士一同赴徐的还有现代哲学家刘伯明、近代职业教育创始人黄炎培、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妇女活动家张默君等。

  杜威著名的中国学生包括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等。事实上,中国教育家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缘令人瞩目: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国民政府中的有顾维钧、孙科、宋子文等;活跃在文教领域的,前有胡适、蒋梦麟、马寅初等,20年代归国的有金岳霖、冯友兰、蒋廷黻、罗隆基等。不少重要的教育家均为哥大的毕业生,如从事平民教育、生活教育的教育家陶行知、开创中国幼儿教育的教育家陈鹤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东南大学首任校长郭秉文,北平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邓萃英、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齐鲁大学朱经农等。

  时任美国进步教育协会名誉主席的杜威,直接参与了民国时期“新教育改革运动”,为中国“新教育”的宗旨、内容和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提供的思想革新和教育实践的新工具,对“创造中国式教育”有着深刻影响,熟悉中西文化的留学生群体,为“创造合乎国情的中国式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1919年1月,蒋梦麟领衔成立“新教育共进社”,成为领导“新教育改革运动”的主要专业组织。同年《新教育》月刊创办,由蒋梦麟任主编,蔡元培、胡适、陶行知、郭秉文、黄炎培等任编委。该刊物的宗旨为:“养成健全的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新教育改革运动”的理念有三点。第一,确立并发展每一个体的独立尊严。健全个性是现代民主社会自由和平等价值的关键,这意味着个人必须摆脱传统血缘宗法制度和家庭伦理关系对个人独立尊严的束缚。第二,促进社会进步和民主化。在健全个性的基础上促进社会进步,为此,教育必须促进学生公民精神的发展。第三,弘扬科学精神。蒋梦麟认为现代教育植根于科学精神,该精神有助于纠正中国传统教育中思维的模糊性和逻辑的脆弱性。

  五四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由开放、文化多元的局面,被研究者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在五四新文化、新教育的多元文化氛围中,20世纪上半叶各种教育改革实验璀璨夺目,典型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验等等。

  其中,杜威的弟子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自觉把中国文化传统与民主科学的启蒙价值有机结合,堪称典范。在高等教育领域,郭秉文在东南大学实践杜威教育思想,张伯苓在南开大学、蒋梦麟与胡适在北大的实践,都证明其思想是有效的。

  蒋梦麟说:“杜威的著作、演讲以及在华期间与我国思想界的交往,曾经对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梁漱溟这位新儒学的代表人,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别具一格地将儒家的“礼乐”精神和杜威的“教育即生长”等思想结合,提供了融洽中西教育思想的范例。

  当时南高师的十余位教员均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曾直接或间接受教于杜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和郑晓沧。南师大冯建军教授认为,杜威对南高师教育学科的影响有四,一是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为代表的南高师“中国化新教育”思想的形成,二是催生了教育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出现,三是推动了南高师教学管理改革和南高师附小的设立,四是影响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创办和南京鼓楼幼稚园的实验。

  陶行知创造性地发扬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原则,结合中国教育实践,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新主张,并广泛应用于现实。他在南京、杭州等地成立众多实验学校,杜威还去其中的一些学校做过考察。即使在战争时期,陶行知依然坚持教育普及工作,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新体系和新模式。

  ▲美国教育家杜威(1859~1952)以实用主义怀疑方法契合了中国的启蒙运动。

  杜威理论对中国现代教育最重要、最直接的影响之一,是1922年新学制(壬戌学制)的制定。这也是现代教育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标志性事件,使教育民主化运动由民间走向官方、由地方走向全国。新学制的讨论和制定是由民间的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的,以广东教育会提出的学制系统草案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了新学制的讨论和制定。

  1922年9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将此草案修改后交在济南举行的全国教育会第八次年会讨论修正。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令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方案》。

  孟禄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主任,在教育史、教育行政、比较教育等领域享有极高的学术声望,曾任美国国务部教育研究会研究员、美国国际教育学会远东部主任、世界教育会会长等职。早在1913年,孟禄就曾来华考察过教育。1921年杜威离华不久,孟禄再次访华,并积极参与中国的教育改革,推动了中国新教育的发展。

  1922年新学制反映了社会发展对新教育的要求。中小学学制由七四制(小学七年、中学四年)改为美国式“六三三”分段的单轨学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缩短小学年限,延长中学阶段的修业年限,是为了便于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谋生本领,使中学阶段能较顺利地完成升学和就业的双重使命。这一基本学制从1922年确定之后,一直沿用至今。

  新学制取消了类似“帝国教育敕令”那样的“教育宗旨”,代之以“七项标准”:(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伸缩余地。从中不难看出其所遵循的“儿童中心”的原则,推行生活教育,鼓励个性发展等进步主义教育思想。

  1923年,由第八届教育会联合会推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制定和刊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明确了中学实行学分制与选科制。高级中学分普通科和职业科;普通科下又分为文科和理科两组,职业科下分师范、商业、工业、农业、家事等科。课程分为公共必修科目、分科专修科目、纯粹选修科目等几类。初级中学实行选科制,课程分为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两部分,选修科目约占总学分的10%弱,主要为职业科目或补习必修科目。与新学制颁布之前的分科制和选科制相比,分科的类型和层次更多,选科制更为完善和合理,中学课程结构具有较大的弹性和灵活性,一般由各校自行酌定分科及选修科目。这一模式采取的是美国式的综合中学制,将中等职业教育纳入普通教育系统。此后颁布的《国立大学条例》,宣布废除民初的《大学令》、《大学规程》,规定国立大学得设董事会和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等等,亦为美国模式。

  杜威称陶行知是他最伟大的学生,因为他影响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的教育。其实杜威还有一个重要的中国学生——。杜威教育思想对青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发起组织的“问题研究会”,即源自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在研究会章程中,明确提出如何实施杜威的教育学说。从他的老师、岳父杨昌济那里初识杜威, 1920年10月29日杜威在长沙的演讲,长沙《大公报》特邀为现场记录员。马尔库塞认为,的《实践论》中“杜威的东西多于马克思的”。

  的教育理念与生活教育理念一脉相承。1939年8月,在延安地区小学教师训练班结业典礼上演讲:“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来说,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

  1946年7月27日,陶行知因病在上海逝世。三天之后,《新华日报》发表题为《继承陶行知先生的精神》的社论,指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适合劳苦大众需要的……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题词“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来源之一。

  1951年5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出人意料地导致了对陶行知的批判。随着批判的升级,陶行知教育思想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而教育思想、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则属于马列主义教育思想。随后对胡适、杜威的政治批判,杜威成为了美帝国主义实行文化侵略的代言人。

  从此,杜威、胡适、陶行知从教育史上消失,来自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成为新中国官方教育理论。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凯洛夫教育学恰恰是在杜威之前,由赫尔巴特构建的以“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为特点的传统教育学。时至今日,这“三个中心”依然是我国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和重要内容。

  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新一轮西学东渐,西方学术思想和一代民国学者重新进入社会视野。杜威哲学又在中国被“重新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关注杜威,研究他的思想与学说,《民主主义与教育》也成为高校教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一个基本共识是杜威教育思想对当下中国教育现代化仍然能起到积极作用。

  储朝晖认为,“中国教育继续现代化进程不能忽视、绕过杜威教育思想理论。”当今世界尚无在教育现代化方面超越他的更为全面、深刻、丰富的思想体系;甚至可以说没有学习过杜威思想就无法跨入现代教育的境地。回归生活不仅是当时,也是当前中国教育亟待解决的难题。而杜威在这一方面“至今仍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有最为丰富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了最为充分的基础和思想方法、技巧的工具。”

  1985年,中央重新评价陶行知,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弘扬和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使之成为指导教育改革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杜威研究的权威学者张斌贤教授认为,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神圣化”和1949—1976年的“妖魔化”之后,近十多年来,杜威教育思想正面临着被“庸俗化”的命运。“道听途说,或是望文生义,把杜威教育思想当作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箩筐。”“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杜威来华讲学百年的纪念活动能唤醒教育学界的专业意识,如果能因此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学子专门从事杜威教育思想研究,如果能以此为契机切实提高我国学界关于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水平,那么,不论规模大小、层次高低,都将功德无量、意义非凡。”

  当下肆虐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显示教育现代化是一场被中断而并没有完成的启蒙。百年之后,我们从应试教育突围,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重温和接续历史,再次走向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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